形容成语武经七书的意思及解释

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百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度名兵书汇编而成。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汉族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军事史问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答的特点。

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汉民族的精版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孙子兵法》

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尉缭子》

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着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司马法》

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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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素书》，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三略》

《三略》，原名《黄石公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在这里遇见一位自称谷城山下黄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黄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个部分，共3800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占全书的1/6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李卫公问答》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此书有人怀疑是北宋阮逸伪作，因为此书在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记载。此书多半为后人托名之作。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

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二、奇正思想。“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首先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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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七书》有哪七部？

《武经百七书》

《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七部兵度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

《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切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回吴于》、《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答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来七部兵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

《武经七书》这部源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知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切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于》、《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道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书的次序，是北宋国子zd司业朱服组织校定“七书”时确定的。

《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内：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切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于》、《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容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指的是哪几本书？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百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度》。

这七部兵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

早在南北朝时知《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道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切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于》、《六韬》、《司马法版》、《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

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权。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