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成语班固汉书的意思及解释

史书《汉书》是哪位史学家所著？1：司马光2班固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扩展资料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

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作者简介：班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书

《汉书》是班固所著。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中来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自于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百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度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知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道字。

《汉书》班固

纪传体西汉断代百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度史记》续篇。光武帝问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答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回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答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班固：字孟坚，为后汉班彪的儿子。他的父亲班彪写《汉书》，没有完成就死去了，班固于是回到家里，继续他父亲的事业，被人告发他在私自修改国史，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上书辩白，他才得以获释。明帝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来被迁为郎，典校秘书，终于写成了《汉书》。从永平到章帝建初中，前后经历20余年，只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写完。建初四年章帝让儒生博士讨论《五经》的异同，班固应昭写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四年，帝与宦官合谋杀死了宪，班超也被洛阳令捕入狱，永元四年死于监狱之中。终年60岁。

班固字孟坚.九岁时能著文诵诗,长大后,就博览古籍.诸子百家的言论,没有不刨根究底的.(班固)没有固定的老师,不拘泥于章节字句,明白大意即可.(他)性情温和宽容,不因为自己的才能而高人一等,许多儒生因此而仰慕他.

班固认为汉朝兴盛,有尧帝的命运,便辅佐帝业.到了第六代,史臣才开始追述历朝臣子的功德,自己写下本纪,编于皇帝的后面,位于秦始皇,项羽之列.太初年以后没有了记录.

于是(班固)探询前记,并将他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出.()从高祖开始，直到孝平王莽被诛，（一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纵观他的文章，贯穿之意，前后顺通．为写出志，表，记，传一共上百篇．班固从永平年间开始受到任命，潜心研究二十多年，直到建初年间才完成．当时学界非常重视他的著作，学者没有不吟诵的．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纪传体史籍。东汉班固撰。全书120卷。作者官至兰台令吏。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迄于刘玄更始二年(公元24)，计西汉230年史事。《汉书》最大的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司马迁《史记》记述3000年之事，才50余万字，班固记述200余年事，就用了80余万字。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亦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汉书》是研究汉长城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不足是文句艰深，比较难读。各种刊本很多，通行的清武英殿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汉书》

西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著作。东汉班固撰。其记事始于汉(刘邦)元年（公元前206）,终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全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

西汉末年，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另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汉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有意识地采取了《史记》汉初一部分，再续补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故有“史汉”(《史记》、《汉书》)、“班马”（班固、司马迁）之称。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在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则是由班固撰写的。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充整理续写而成。宋刻元印本《汉书》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极深,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在评论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马迁那种匡世济民的战斗热情,但是班固作为历史学家，他赞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汉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且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不如《史记》中的人物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从而成为人物传记的范例。如《苏武传》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表扬了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活画出一个不以谄事权贵为耻的官僚形象。《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在文学语言方面，班固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崇尚采藻，长于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但《汉书》的语言也因此具有整饬详赡、富丽典雅的一面,引起后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贡献。

《汉书》流传后，由其多用僻字古词,比较难懂,东汉末年已有应劭、服虔为之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作《汉书》新注，流传至今。现存最早刊本为北宋景□年间刊印的，历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另补注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和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

班固（公元32～92）

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九岁能文。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汉书，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见石渠阁会议），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见白虎观会议）。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义。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班固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吴树平）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咸阳)人。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生；永元四年

(公元92年)卒。地理学、史学。

班固出身于世代仕宦家庭。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祖父班稚，哀

帝时为广平太守；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

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受父亲治学思想的熏

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并且跟随在京做官的父亲，使他有机会在建武

二十三年(公元47年)左右进入洛阳太学读书，得以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这样就为他以后撰写《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班固善于学习，“不为章句，

举大义而已”。他学习不拘一格，能够向各种流派学习。他为人谦逊大度，平易

近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深受学士们的爱戴。建武三十年

(公元54年)，班固的父亲班彪去世，班固也从太学回到故乡为父亲服丧。居忧期

间，班固曾在永平元年(公元58年)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苍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

视。在这一期间，班固开始整理他父亲的《史记·后传》。在整理过程中，他发

现《后传》所述历史不够详备，于是决意要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开始在《后

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但他的这项工作开始后不久，明帝永平五年(公元

62年)，有人上书明帝显宗，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随后他被捕，收入京兆狱，

书稿全被抄走，送到洛阳。幸亏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显宗皇帝，为他辩护，而郡官

也为他上书，班固才得以出狱，他的才华遂被明帝发现。出狱后，班固被明帝调

往校书部，封为撰修国史的“兰台令史”。经过这一番周折，班固才得以名正言

顺地取得撰修国史的资格。等到他与陈宗等人合作完成“世祖本纪”以后，他又

被升为郎官，任典校秘书。此后，班固花费20多年的心血，至章帝建初中期基本

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

帝的重视。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

就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的

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他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

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

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他实际上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效法

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班

固以史官兼任会议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章帝后期，班

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

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

(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

还。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

平四年(公元92年)，窦宪班师回朝后，在政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

因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洛阳令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

死在狱中，终年61岁。

班固是东汉名儒，著名的史学家。他年轻时就才华横溢，但在他56岁之前

(明帝和章帝时期)职位很低，“位不过郎”。建初三年升为玄武司马，也不过是

一个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小头目。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虽因辅助窦宪远征有

功，升为大将军中护军，但很快就下狱冤死。他一生仕途坎坷，很不顺利。但长

期做掌管皇家图籍的郎官，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占有大量文史资料，

从而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

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

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现在除

《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

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

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

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

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

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

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

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

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

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

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

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

“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

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

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

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

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

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

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

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

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

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

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山海经、《职

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

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

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

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

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

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

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

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

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

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

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

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

式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

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

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

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

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

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

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

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

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

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

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

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

《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

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

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

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

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

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

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

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

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

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

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

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

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

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

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

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

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

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

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

·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

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

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

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

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

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

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

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

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

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

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

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

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

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

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

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

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文献

原始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

[2](刘宋)范晔：后汉书·班彪附固传，中华书局，1965。

研究文献

[3]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

[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

社，1984。

[5]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

[6]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

[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9]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0]吴树平：班固，百科知识，1980，12，第20页。

关于班固的《汉书》的介绍 要全

汉书

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

班固为何会撰写《汉书》？

《汉书》是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来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自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百认为《后传》不够详备，度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问《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答天文志》。